刘长春:中国参加奥运第一人,国民政府没钱派遣,张学良:我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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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常饿
时常饿 2021-08-11 09:1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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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京奥运会刚刚已经结束,中国运动员获得了38枚金牌,追平了伦敦奥运会的金牌数量,为本次奥运会画上了圆满的句点。我国在2008年还成功举办了本土的北京奥运会,中国运动员挥洒汗水,为国争光,金牌数勇夺第一,充分证明了中国目前强大无比的体育力量。

回忆过往,中国在1932年就曾派出运动员参加了美国洛杉矶举行的第10届奥林匹克运动会,他也是中国第一个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,他的名字,叫刘长春。

艰难成长自鸦片战争以来,西方文化逐渐传入近代中国,运动这个词语开始出现在中国这个传统的国度,并慢慢孕育、生根、发芽。作为一种西方的生活方式,体育也逐渐进入近代国人的视野。起初,我国的体育发展基本处于放任自流的状态,我国著名的体育教育家董守义曾经说过,中国近代的体育是在教会学校和青年会的推动下,才逐渐将青年人调动了起来。

教会学校不仅设置了体育课程,还经常组织课外体育活动,在各校和地区之间时常会有运动会和体育比赛。尽管此时以基督教为主的西方势力推行体育的真正目的,不见得是强健中华民族的肌体,但毕竟为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提供了经验和基础平台。处在大变革下的晚清社会,虽然也有一些开明知识分子提出“德智体”三育的学说,但体育尚只停留在学堂学生放松的一项游戏,更不用提政府中的教育部门能对它有多么重视。即使是在军阀混战和国民政府统治初期,体育也仍被认为是一种民众的团体活动或学校游戏,但体育的发展,却给了民间体育爱好者们一个契机。通过努力,中国民间出现了许多体育团体组织,这也为日后中国体育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。

十九世纪二十年代,中国的体育事业开始有了雏形,大大小小的运动会已经十分普遍,并且不再以教会学校为主。在全国范围内有了五个体育活动大区,即华北、华南、华西、华东、华中,并且各自有了自己的组织机构。1921年,各大区共同成立了中华业余运动会联合会。1924年,全国性质的体育组织开始壮大。在这一年召开的第三届全国运动会,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真正意义的全国运动会,五大区体育联合会代表趁此盛会之际,共同呼吁建立一个经常性的全国体育组织。

于是,在当年八月,南京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,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正式成立,张伯苓、王正廷担任会长,管理机构中没有一个外国人参加,这也意味着中国人从此拥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体育组织,终于走上了中国自己的体育之路。这个组织也在之后为中国体育走向世界打通了道路。全国体育活动和组织日益发展壮大,国民政府很快意识到这背后可能产生的价值,中国近代的体育活动开始有了官方涉足。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后,官方性质的体育活动开始出现。原本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计划在广州举办第四届全国运动会,但国民政府下令停止体协的一切筹办工作,由政府出面,在杭州筹备召开此次运动会。

但当时的政府尚无这种全国性体育赛事的举办经验,结果这次运动会举办得一塌糊涂,甚至出现了运动员和裁判之间的肢体冲突。在女子二百米接力跑中,锦标之争公开出现在了主席台上,因为这场闹剧,大会被迫停赛半日,张静江、戴季陶等国民党政府大员束手无策,最终只好宣布两个第一,各得一个奖杯,这场闹剧才算收场。国民政府对体育赛事的干涉只是为了让其为政治服务,但却因为缺乏专业人才,只得作罢,况且体协之中的人物也和国民党内各派系间有着复杂的关系,使得中国体育界在解放前一直存在这种各样的明争暗斗。

消极的国民政府1931年,中国体协被国际奥委会承认,成为中国国家奥委会,这为中国运动员参加奥运会这种国际盛会创造了机会。当第十届奥运会将在美国洛杉矶举办的消息传入中国后,中国体协向国民政府强烈要求派遣运动员参赛,但国民政府教育部在拖延许久后,以时间仓促,无法做出充足准备为由,予以拒绝。这很明显只是一个借口,奥组委在距离奥运会正式开始前,通常都会留出充足时间通知各国,以便各国能够有充足时间进行准备,我国作为与会国不可能事前不知。国民政府故意拖延,将准备时间缩短,最后只能表示时间不足,无法参赛。

那么,为什么国民政府不愿参加这场奥运会呢?国民政府对奥运会的消极态度,首先是因为当时中国所面临的国内外形势十分严峻,不仅是中国,欧美等世界列强也因为当时的经济危机减少了出席奥运会的人员。时任国际运动委员会主席的亚佛泼轮德奇就曾透露,连美国也派不出足够的运动员参与这次奥运会。其次,在同年的“九一八事变”后,日本侵占我国东三省,上海也遭到日本侵略,国内先后两次运动会都被迫停办,政府压力巨大,无暇顾及国际性运动赛事。并且国民政府财阀横行,四大家族贪污腐败,造成国库连年亏空,民生问题成为整个社会的重要问题,再加上对外战事吃紧,军费开支更是让政府财政雪上加霜,入不敷出的国库怎能再为奥运调拨足够的经费。

再次,中国的体育事业才刚刚起步,比起欧美运动员而言,中国的运动员缺乏参与国际大赛的经验,日常训练也缺乏科学指导,更不要说场地、器材等硬件条件,在这样的条件下,国民政府对中国运动员的参赛结果无法给予厚望。而且对于普通民众而言,体育尚未真正普及,仅在学校教育内有着一定普及度,但当学生走出学堂后,“体育”二字,便多被抛却脑后。无论何种原因,民众对于国民政府的消极态度十分不满,在当时国内的报纸上,充斥着对于政府拒绝参赛的惋惜:

“政府对于国际上事件马虎,实为吾人深惜,果能移此次教育部召开之全国体育会议经费,以作助于选派选手赴美,岂不较为光荣得计”。

国民政府也并非拿不出钱,根据计算,派遣十几人的代表队参赛的成本约为十几万银元,而当时在国内召开的运动会,仅私人捐助就动辄超过百万,按理说区区十几万的经费,并非难事。这与国民政府历来对于体育赛事的漠视,不无关系。因为国民政府认为参加奥运会收获不了任何政治利益,后来国民政府在国难将来之际还派人参加1936年柏林奥运会,正是因为希特勒上台后,国民党当局想要勾结纳粹,捞取政治好处,这才积极参加。

而此时的“伪满洲国”却要派出两位运动员参赛,这无疑是在挑衅我国主权,但蒋介石奉行不抵抗政策,对日本和伪满政权的挑衅熟视无睹,反而通过了《剿匪报告书》,加紧打击红军,仅在《申报》上刊登“伪满政权参赛尚需瑞士总会批准”的消息,以安抚国民情绪。

各方支持事实上,在传出伪满洲国政权将派遣运动员参加第十届奥运会之前,中国社会各界并没有对此次奥运会显示出多大热情,舆论也对奥运会报道甚少,没有国民政府和体协派出运动员参赛的报道。1932年的《体育周报》上,只有一些第十届运动会的前瞻性报道,以及著名体育教育家袁敦礼对于奥运会的评价,而且充斥着大量批判。

袁敦礼认为,奥运会的初衷是好的,但举办过程会给中国运动员带来好胜、虚荣的不良影响。他还认为,奥运会的好与坏,要探求其渊源和结合实际情况分析,国际地位的高低也不是通过竞技体育能够提高的,体育运动也要有教育意义,否则就是虚伪的,不值得提倡。整体上而言,他对奥运是抱着否定态度的。但在5月28日召开的奥林匹克筹备委员会第29次全体职员大会中,传出了决议允许伪满洲国参加奥运会,并要求其提交“国旗国歌”的消息后,伪满洲国控制下的《盛京时报》、日本的《东京朝日新闻》开始大肆宣扬。

这就犹如一颗炸弹投入了平静的湖底,全国上下舆论一片沸腾,民族情绪被再次点燃,有关奥运会的报道一夜之间纷纷出炉。5月30日,上海《时报》首先发难,直接指出日本和伪满洲国政权行为的荒谬。6月12日上海《申报》第三张第十版直接打出二十四个大字:“惊人消息——世界运动会竟准伪国派选手参加,国人感想如何”,深刻揭示了伪满洲国的不合法性,并且抗议本届政府和体协不顾主权,对此举无动于衷。日本此举,无疑是想通过奥运之机,让世界更多国家承认伪满洲国的合法性,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政治欺诈。在中国报纸和舆论的宣传努力下,国人很快认识到伪满洲国和日本的阴险和虚伪,那么为了打破日本阴谋,就必须派遣中华民国运动员参赛,这是揭穿伪满洲国阴谋的唯一方法,于是选派刘长春、于希渭参赛的呼声越来越高。

这种做法除了粉碎日本和伪满政权的阴谋外,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可以借此国际平台,对外宣传日本侵占我国东北的真相。在接受《体育时报》的采访中,刘长春曾经谈到:“此次参加世界运动会,为我国第一次之创举,同时亦可谓因伪满洲国逼迫而成之事实,设非伪国满洲竭力宣传派兄弟及于希渭前往参加,恐未必能事实。此次使命,纯代表中华民国,本人希望如有机会,拟向世界青年及华侨宣布东北过去情形。”这也是刘长春参加奥运会的一个重大意义。

远渡重洋除此之外,张学良也对东北出身的刘长春参加奥运会慷慨解囊。上文曾说明,体协并无足够实力组织运动员远渡重洋前往美国参赛,而国民政府更不愿将钱花到这个没有任何政治收益的事情上,加上国家动乱,经济衰退,参加奥运会的经费问题就成为了此行是否顺利的关键。张学良主政东北时,曾经提出,体育是复兴民族的重要力量,明确地将“体育”与“救国”联系起来。1928年,张学良还兼任东北大学校长,大力发展体育运动,让东北的体育事业有了质的飞跃。对于体育事业,张学良一直是十分支持的,不论是在沈阳修建的我国第一个现代化体育场还是举办各种运动会,他都出钱出力,此次刘长春代表国家参加这场体育盛会,张学良焉能坐视不管。

张学良对刘长春的资助并未见诸于公开报道,但在1932年的《体育周报》曾经刊登,刘长春美国之行的所有经费均系捐赠而来,捐赠者不愿宣布姓名以示真诚,而根据董守义的回忆,张学良确实资助了刘长春许多钱款,并且后来还多有追加。刘长春是大连人,1929年,19岁的他考入东北大学体育专修科,后来曾连续打破国内100米、200米、400米的短跑纪录,是全国知名的短跑名将。在伪满洲国政权成立后,为了得到世界认可,伪满政权恬不知耻地试图将刘长春派去参加奥运会,以包装成自己的成就。

为了网罗刘长春,日本人曾经两次上门威逼利诱,但都未动摇刘长春,刘长春还在各大报纸上刊登爱国宣言,作为对日本和伪满政权的回击。为了澄清其将代表伪满参赛的谣言,刘长春曾给天津《体育周报》投稿,公开声明自己不做傀儡的牛马,要为中国人争光。刘长春参赛已定,经费也有了着落,体协连忙给洛杉矶大会发电,为刘长春报名参加竞赛百米和二百米、四百米,为于希渭报名八百米、一千五百米及三千米。但此时大会报名截止日期早已过去,不过幸运的是,体协很快收到回复,奥委会同意了中国方面的要求。但由于时间紧迫,接下来的行程也十分紧凑。当时从上海前往美国洛杉矶的美国邮船头等舱需要四百美金,次一级的日本轮船也要二百美金,为了节约本就不多的经费,在与美国麦斯轮船公司商议后,刚好在7月8日有一艘轮船前往美国,票价也十分便宜,于是便以团体价格一百六十元预定了两个座位。

经过一番波折后,刘长春终于抵达洛杉矶,实现了中国运动员的首次奥运之行,他的名字也永远地载入史册当中。不过遗憾的是,由于训练方式的落后,以及对赛程的计算错误,加之海上三个星期的劳顿,刘长春只参加了100米和200米的短跑项目,且未能晋级。但刘长春在美国参赛期间所撰写的日记随笔,经过记者整理后,见于全国各大报纸,使得中国社会各界感受到了奥运会的魅力,为之后中国选派运动员参加奥运会打下了基础。刘长春此行还将欧美的运动员训练经验带回国内,推动了中小学体育制度改革和体育教学内容的促进,更推动了民众对于国内体育事业的关注。

国民政府见到反响如此之好,也开始举办体育研究会,发行体育书刊,报道更多的体育新闻,教育部也对中小学体育成绩测试进行规范核查,另外,中国国内此后还成长出了一批女性运动员,为军事体育的发展和中国的生理解剖学的设置,都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。除此之外,在第十届奥运会以及世界青年辩论大会上,正如临行前计划的那样,刘长春一行将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所犯下的滔天罪行进行了揭露,赢得了各国代表的声援和同情。

作为中国奥运第一人,新中国成立后,刘长春曾担任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常委、中国奥委会副主席、辽宁省体育协会副理事长,继续为新中国的体育事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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